第一次访谈中遇见他时，P先生立刻让我想到小John，Robertsons在年代拍摄的著名影片中的一个小男孩。
这个纪录片大家在优酷这样的一些网站上面可能可以找得到。它是一部美国的纪录片，它记录了孩子和母亲早期分离的过程。
在这影片当中，记录了John这个孩子，他在两岁的时候，因为家里面有了另外一个孩子，所以妈妈把他送到了儿童之家，就是幼儿园或托儿所这样一个性质的机构。影片中显示仅仅十天，两岁的孩子就发展出了非常严重的重度抑郁，所以通过这样一个记录片，让我们感受到早期分离对孩子的影响，以及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是多么大。所以我也经常用这个影片，来给学生上课和分享。
John，两岁的小男孩，在儿童之家与父母分离后变得体弱多病且抑郁。我很困惑为什么这些反移情想象立刻出现，P先生50岁出头，体格健美，英俊潇洒，尽管有着严肃的面部表情，抑郁的眼神，以及严重的神经性皮炎。他说他已经罹患重度抑郁25年了，他来到这里是因为在最近一次抑郁发作后，他提交了退休金申请。
评估他的申请医生认为他不能获得退休金，而是需要“精神分析”——最初，P先生对此感到非常羞辱。他认为自己没有被慎重对待，特别是那些严重的躯体疾病，全身无法忍受的疼痛，严重的进食障碍以及自杀倾向。而且患者承受着严重的睡眠障碍。他经常无法入睡。他感到身体耗竭，几乎无法专注于任何事情。
P先生有过几次不成功的治疗尝试，包括行为治疗，格式塔治疗，躯体治疗以及在精神科及心身病房的住院治疗。他是属于那种患者，大部分而言，无法对精神活性药物产生良好反应，复发变得间隔更短更密集。
P先生罹患着重度、难治性抑郁，伴随高复发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如今超过万人群罹患重度抑郁，据其预后状况，至年抑郁症将成为世界第二大流行疾病。正如我们在LAC研究中所讨论的，我们认为有些患者只能通过长程的心理治疗。P先生也属于LAC样本中84%的那个群体，经历过严重的累积性童年期创伤。
对P先生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简短总结
在治疗的第一个月，他有严重的梦魇现象，如下所述：
我看见一个伤势很重的男人躺在路边，他的肠子悬在外面，浑身都是血…直升机出现。目前还不清楚这名男子是否被枪击，或是否有人在帮助他。有人出现并声称那个人已经死了。我注意到那个人还活着，他睁开眼睛说，“为什么没有人来帮我？”“一个女人递给他一个锅子的盖子，他要把它放在伤口上……”我在惊恐中醒来……
在显梦想中，一个创伤的情况被呈现：梦中的自我处于一种致命的、完全无助的状态，被死亡恐惧和惊慌所压倒。它对现存的威胁和危险无能为力。也没有任何富有同情心的人可以提供帮助：自主自体的基本信任感和“足够好”的客体崩塌了。
P先生治疗的第一个月中，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婚姻危机：他的妻子爱上了另一个男人并威胁要离开他和4岁的儿子。P处于一种悲凉的状态，几乎睡不着觉，甚至在噩梦之后醒来。回想起来，在开始精神分析治疗后不久，他无意识地再现了自己严重的分离焦虑：青春早期与父母的分离使得他在15岁时陷入抑郁危机。第一次严重抑郁症的爆发是由于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在22岁时离开。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爆发，并且总是与爱的对象分离。抑郁症和伴随的心身症状，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间隔也越来越短。
治疗过程中越来越清晰地显示，这些抑郁的爆发除了其它因素外，主要是由于4岁时严重的分离创伤所决定的，这使他处于危及生命、无助绝望的创伤状态，与对死亡及被彻底抛弃的恐惧感相连。那时，他的母亲不得不接受阑尾切除术。父母双方都是二战期间受创伤的孩子，都患有偏头痛和恐惧症，接受家庭医生的建议后，他们把儿子送去疗养院，在年代晚期，那里仍然深受社会意识形态的教育机制影响，对孩子和“弱者”没有同情心。
这样的状况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得到改善，因为他们在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这样的影响下，往往是去否认和回避孩子内在的需要的。所以孩子的教育方式，有一种带有施虐性的特点。父母不被允许去探望他们的儿子或是打电话给他，“以避免他出现想家情绪”好的三周过去了，一个勇敢的阿姨获得机会来探望侄子：尽管官方命令禁止探望，她闯入了疗养院并发现P处于危及生命的生理心理状态，由于严重的肺炎，他被限制在一个隔离的房间里。她唤醒了P的父亲。在P的初次记忆是关于父亲如何带他离开。第二个记忆，可能是屏蔽记忆，他看见女孩们被要求去吃掉自己的呕吐物。这是施虐性的。
据他的父母说，在家里呆着之后，这个男孩变化很大：一个安静、害羞的孩子，很容易照料。显然，他已经那么，抑郁，顺从退缩，对他而言，这样从心理上应对创伤已经是最适当的一种方式了。由创伤所激发的对其主要客体不成比例的攻击和愤怒情绪被解离，无法进入其内心体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无法进入精神分析。
回顾这一过程，富有成效的分析性工作，对被分析者无意识幻想和客观世界的理解，只有在移情关系中他的分离性创伤被激活、被处理的时刻，这种工作才变成可能。与此相连的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即对分离和依恋创伤的破坏性长期效应的识别。唯有经由此，创伤才能变成P的精神现实。
在治疗的第三年，P对与治疗师分离反应激烈。在休假期间，他进行了一次有争议的医学手术（鼻子的手术），并没有与我讨论。手术后，他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糟糕的状态，在随后的两周里他不能去工作，由于剧烈的头痛以及慢性广泛性疼痛，可怕的循环衰竭及惊恐。他也通过邮件取消了分析性治疗小节，没有提到任何细节和原因。最后，我开始关心这样长的中断；我决定给他打电话，结果发现他处于严重的躯体及心理状态。通过电话给他进行几次危机干预讨论，我最后能够帮助他从“黑洞”中走出来。
很显然，P是将他早年的分离体验直接付诸行动，但现在是针对精神分析治疗。现在我变成了那个忽视，没有同情心，但最终“拯救的父亲”，这与他童年期的记忆相似，当他的父亲将他从儿童之家带回来。一次我向他直接陈述了这样的平行关系，在接下来的一次电话讨论中，P叙述了下面的梦：
我惊讶地看到一群人身上涂满了粘土，他们一起在一堵房子的墙上工作。寒风凛冽：这工作很痛苦，艰辛而难以忍受。然而，在梦中，我有一种明确的感觉，这些人能做这项工作：迟早，房子将建成，并为他们提供一个温暖的庇护所。然后我转向我的妻子说：“你看，你能做到，你只需要一起工作…”
我们知道经历创伤的人，他在创伤体验当中，会丧失掉求助的希望，他不愿意去求助，他把自己隔离起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来访者他之前存在那样的一种创伤体验的情况底下，他也是把自己隔离起来，他的行为方式就好像是对治疗师的一个测试，去看看治疗师是不是能够有所反应，会去主动地帮助他，然后在后来的这个情境当中，通过他的梦我们了解到，他的希望重建了，他会想到说，只要能够一起工作，就好像是说，如果我能够和你一起合作的话，就能够去渡过这样一个难关。所以就提醒我们是他已经燃起了这个求助的希望。
随后几周，P先生自己得出了一个类似推论——经过三年半的高频精神分析治疗后——惊恐发作间歇，一方面，是对死亡以及无法忍受的“慢性广泛性疼痛”的恐惧，另一方面，是呆在家里期间的创伤性体验。这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与“内隐记忆”有关：P先生的案例中，分离的情形，相似的感觉运动协调活动激发了与原来在家里创伤性情形类似的症状体验——锁起来，彻底孤独地呆在一个隔离的房间——变得病重，危及生命。对这样平行状态的细致理解明显地弱化了他对分离的躯体反应。然而对创伤的处理过程中，通过对照，同时面质了被分析者以及分析师可承受的局限性。
只有经过这个阶段的精神分析（在移情中创伤直接被再现并被部分理解），这才使得我们可能直接靠近P先生病理性的内在客体世界，例如由于无意识的攻击破坏冲动所导致的无意识信念，认为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的绝望和痛苦，因为他有着这样破坏性的、邪恶的、卑鄙的、古怪的幻想和冲动。俄狄浦斯幻想与其它幻想一起，埋植于无意识信念中；例如，他被送去儿童之家是因为自己俄狄浦斯的爱的欲望以及对父亲的攻击性冲动。此外，创伤体验不成比例地刺激了攻击性-破坏性冲动。逐步理解了这些无意识的“非理性”的内在信念系统后，他的慢性抑郁症状逐渐消失。
我希望这样一个简短的高强度精神分析过程的总结可能可以传递出这样一个印象，即在精神分析叙述性总结过程中机会与问题并存。
我希望说明的是，对于当代精神分析我们的确可以做很多不同的研究。
因此我希望能够以一个期望作为结束，即对精神分析以及心理治疗的结果进行多角度探索。在德国证明精神分析以及精神分析性治疗具有积极结果变得非常重要，从而来确保保险公司能够支付精神分析的长程治疗费用。通过像LAC这样的研究，我们承担起这样的挑战并希望能够贡献力量，来证明精神分析是富有成效的心理治疗而被精神医学界认可。
来源：本文来自小c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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