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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不寒而栗的传染病从ldquo死亡

没有哪个词能像“瘟疫”那样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恐惧和痛苦，这是一场没有“硝烟”胜似“硝烟”的战争，其肆虐生灵的梦魇还在延续。本篇文章通过对撷取的历史上被称为“死亡者之舞”的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回放”，比照人们还在煎熬着的现代版“新冠肺炎”大流行，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看到这一场百年不遇的“世纪瘟疫大流行”给我们带来“似曾相识”的恐惧与惊慌、无助与绝望的同时，看到几百年来科技革命为我们每一个生灵带来的希望；看到人类与这些看不见、摸不到的细菌和病毒之间，将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永恒的战争；看到在这场战争中，不仅需要作为“主力部队”的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的努力，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尊重科学、敬畏生命的自觉性，因为这是一场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也是战士的“人民战争”，更是一场只有依靠科学与文明才能战胜疫情的“人民战争”。死亡者之舞—鼠疫鼠疫，是一种改变人类文明路径的疾病，也是一种改变历史进程的疾病。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鼠疫大流行：第一次（也称之为查士丁尼瘟疫）于公元6世纪在地中海蔓延；第二次（也称之为中世纪黑死病）于14世纪在欧洲爆发，断断续续地反复出现了多年；第三次始于19世纪中叶，并传遍世界。从有关文献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历史上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基本流行途径和概况。文学作品里的鼠疫场景瘟疫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无法摆脱的阴影。最早出现的带有文学色彩的作品，可能是年由哈特曼·舍德尔编著的拉丁版《纽伦堡编年史》中，迈克尔·沃尔格穆特和威廉·普莱登沃尔夫的木刻插图，而其中一幅题名为“死亡者之舞”（theDanceofDeath）的木刻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他描绘了因为鼠疫肆虐涂炭图，使生灵变成了亡灵，亡灵从坟墓中复活，组织了一场像生灵一样伴有长笛演奏的狂野而热烈的舞蹈，如图1—1所示。瘟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走向，包括文明的兴衰、人类的迁移、宗教的盛衰、科技的发展……，由此也诞生了独特的“瘟疫文学”。我们不妨以“管中窥豹”的形式来看看其中三部经典巨著的作者，是如何描绘鼠疫带来的死亡场景的。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伽丘在—年创作的小说《十日谈》中，讲述的是10个年轻人为了躲避黑死病疫情，一起来到乡下一座别墅里，为了打发无聊，决定每个人每天讲一个故事。10个人，10天的时间，一共个故事。这些故事记录了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同时通过看上去“离经叛道”的情节，表达了人们对于现世幸福的追求。在小说的开篇，作者便描绘鼠疫带来的可怕的死亡场景：“美丽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恐怖的瘟疫，突然一下子成了人间地狱：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却看不到人的踪影……”年，在《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出版的《瘟疫年纪事》（TheJournalofPlagueYear）中，他是这样描述年肆虐全欧洲的伦敦鼠疫死亡场景的：这整个期间我们度过的最糟糕的日子，照我看来，就是在九月初，那个时候善良的人们确实开始觉得，上帝决心要把这个悲惨城市里的人统统了结。法国作家、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贝·加缪，在年出版的小说《鼠疫》中是这样来描述死亡场景的：雅典受鼠疫袭击时连鸟儿都飞得无影无踪，活着的人为了让自己亲人的尸体有一个放在柴堆上焚烧的位置而拿着火把相互争斗；米兰的墓地里有着成堆的尚未断气的人；惊恐的伦敦城里一车车的尸体，以及日日夜夜、四处不停地传来的呼号声；中国受灾的城市里尽是默不作声的垂死患者；马赛的苦役犯把血淋淋的尸体堆入洞穴里……我国在清代乾隆壬子癸丑年（—），从云南开始，许多省出现了鼠疫。当时有一位年轻的诗人叫师道南，正好在云南省赵州，亲眼看到当时鼠疫流行的残酷状况，并写了一首《鼠死行》的诗。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两人横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须臾风起灯忽无，人鬼尸棺暗同屋。乌啼不断，犬泣时闻。人含鬼色，鬼夺人神。白日逢人多是鬼，黄昏遇鬼反疑人！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考？我欲骑天龙，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洒天浆，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这些场景的“再现版”就是我们耳濡目染的“意大利军车运尸体”“殡仪馆地上洒落的亡者手机”“绝望中隔窗呼救的患者”……第一次大流行——查士丁尼瘟疫鼠疫是在历史进程中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传染病。根据利用现代生物技术与放射性考古技术的结合，得出的结论是，早在青铜器时代，鼠疫耶尔辛菌在欧亚大陆很常见；所有鼠疫致病菌的最新共同祖先最先出现在年前；鼠疫致病基因ymt在公元前年前获得，通过跳蚤大量传播。青铜时代的鼠疫杆菌还不能引起淋巴腺鼠疫；生物考古学家用放射性碳和相关培养方法，在欧亚大陆的古墓中鉴定鼠疫杆菌样本的位置。目前，文献记载最早的大规模瘟疫是雅典瘟疫（公元前年），大约有～000人死亡，占城市人口的25%，由此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古典时代，也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战争给繁荣的古希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导致战后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危机，整个希腊开始由盛转衰。其次是安东尼瘟疫（公元—年），它影响了罗马帝国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罗马进一步陷入了兵力不足的境地，也是其国力衰弱的原因之一。因为没有任何专门的药物可以控制，此次瘟疫还杀死了两名罗马皇帝，由于他们的姓氏是安东尼，所以也称为“安东尼瘟疫”。此次瘟疫总共造成近万人死亡。公元年发生的查士丁尼瘟疫，被人们称为鼠疫的第一次大流行。之所以也称为“查士丁尼瘟疫”，是因为爆发于东罗马帝国，也称拜占庭帝国（ByzantineEmpire；—），共历经12个朝代，93位皇帝，是欧洲历史上最悠久的君主制国家。这次大流行持续了30多年，期间大的爆发有三次：—年、—年，以及—年，涉及欧洲和地中海多个国家。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涉及欧洲和地中海国家的地理区域以及海陆航线，年的阿拉伯地理区域与埃塞俄比亚军队一道渗透到了亚西尔高原，认为是前伊斯兰时代的第一个疫源地；然后通过阿拉伯瓦迪河入侵阿拉伯部落的路线。这次大规模瘟疫估计造成了1亿人死亡。当时的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也受到了感染，险些葬身。这次大流行开始在东罗马帝国属地埃及爆发，接着迅速传播到君士坦丁堡及其他地区，最严重之时，一天就有上万人死去，死亡人数很快突破了23万人。在万分的恐惧之中，查士丁尼大帝下令修建巨大的能够埋葬上万尸体的大墓，以阻断瘟疫进一步扩散；于是大量尸体不论贵贱和长幼，覆压近百层叠葬。查士丁尼瘟疫是首次大规模鼠疫，使君士坦丁堡40%的居民死亡；鼠疫持续肆虐半个世纪，直接导致1/4罗马人丧生。这次鼠疫引起的饥荒和内乱，彻底粉碎了查士丁尼的雄心，最终使东罗马走向崩溃，深刻影响了非洲、欧洲和亚洲的格局。这次鼠疫通过运粮船从埃及传到君士坦丁堡，最后传到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严重制约了东罗马帝国对意大利和北非的扩张，并在缓解波斯人与东罗马帝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它对人口结构、经济、贸易等均产生了重大影响；而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西欧世界交通网还不甚发达，此次瘟疫反而间接导致了这些罗马蛮族王国的发展和崛起。据文献记载，公元年查士丁尼统治初期拜占庭帝国由于战争和瘟疫而导致毁灭性的领土收缩。因此，可以认为查士丁尼瘟疫发生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刻，这代表了古代世界和即将到来的中世纪之间的真正分水岭。年，研究人员收集了来自埋葬在德国中世纪墓地的两名受害者身体内毒株进行基因研究，发现引起第一次鼠疫的鼠疫耶尔辛菌在系统发育上与之后鼠疫大流行毒株截然不同。该系统发育分支没有已知的后代信息，这表明它要么已经灭绝，要么没有在啮齿动物宿主中被取样。第二次大流行——中世纪的黑死病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现代文明起源于对自然界的探索和认知。由此，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鼠疫第二次大流行，开始注入了现代科学的元素—中世纪是一个“前科学”向“科学”进军的时代，也为随之“颠覆传统”“打破桎梏”和“离经叛道”的“革命性科学”的出现集聚了能量。与此同时，欧洲开始建立了各种医院与诊所（意大利20所，法国19所，英国5所，西班牙4所，葡萄牙2所），但是，整个欧洲医学界对黑死病的研究仍然非常粗浅。在以后的几百年间，欧洲的医生和学者积极编撰了余部关于黑死病的医学专著，对于黑死病爆发的原因众说纷纭，始终未有定论，至于如何防治，就更加千奇百怪。之所以把鼠疫称为“黑死病”，是因为鼠疫患者有着明显的症状：肺鼠疫患者的肺部是“黑”的；腺鼠疫患者的淋巴腺是“黑”的；皮肤鼠疫患者的皮肤是“黑”的；甚至有的患者死后的全身都是“黑”的。从年到年，鼠疫再一次开始传播，可能是从中亚的大草原沿贸易路线向西传播，并于年传入西西里岛，这预示着第二次鼠疫大流行的开始。这场瘟疫席卷了当时全球所有的“有名有姓（knownworld）”的国家。在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期间，第一流行周期为公元—年。此次瘟疫夺去了约万～万欧洲人的生命，占欧洲人口的30%～40%，严重时甚至每天大约有具尸体被埋葬。尽管黑死病的死亡率很高，但其最重要的影响来自无情的流行周期。—年间，在英格兰，全国、地区或伦敦的鼠疫流行周期为2～5年。据估计，大多数疫情造成受灾地区10%～15%的人口死亡，少数疫情的死亡率低至5%。虽然没有那么频繁，但流行病一直持续到17世纪，人口慢性减少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17世纪的伦敦曾连续两年遭受浩劫。年春夏，鼠疫连片大爆发，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以至收尸的万人坑都被填满。有记录表明，年的死亡人数为，其中人死于鼠疫。由于人口统计的不完善，估计在伦敦和邻近的教区有7万～10万人死于瘟疫，相当于瘟疫爆发前人口的15%～20%。图1—2为年伦敦一些教区的死亡人数记录，总死亡人数为例，其中死于鼠疫的人数为例。图1—2为年伦敦一些教区的死亡人数记录，总死亡人数为例，其中死于鼠疫的人数为例。发生于年9月2日—5日连续4天的一场史无前例的伦敦大火，蔓延至整个城市，包括87间教堂、44家公司以及10间民房尽被焚毁，伦敦大约1/6的建筑被烧毁。有关伦敦的这次鼠疫大流行和伦敦大火，在至今的多年历史中，除了科学文献的记载外，还诞生了不少文学作品和世界名画。其中有两部最为著名的小说：一部是丹尼尔·笛福出版的《瘟疫年纪事》，其通常被认为是经典之作，但学术界也认为它是根据文献史料演变的“小说”；而由沃尔特·乔治·贝尔（WalterGeorgeBell）编著的《年的伦敦大瘟疫》，他对“伦敦的大火”（TheGreatFireofLondon）的描述似乎更加接近真相。图1—3为世界名画“伦敦的大火”。中世纪的黑死病也给众多的考古学家深刻记忆。如图1—4所示，是由伦敦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发掘的，它包含两个集体埋葬沟和一个集体埋葬坑，密集地堆满了数百个骨骼。有证据表明，此东史密斯菲尔德皇家造币公墓是为应对黑死病而创建的两个紧急墓地之一。它是目前英国最大、最全面的黑死病公墓。据估计，埋葬在那里的人死于黑死病，其中余人被伦敦博物馆追回。这为该流行病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在医学领域，中世纪的黑死病和随后的流行病引发的危机，促进了医学教育，制订了许多新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临床研究的出现，将外科医生和外科手术纳入医学教育，成立具有执行权限的公共卫生法规和监管委员会，以及试图向治愈患者而医院发展。第三次大流行——我国公共卫生之父——抗疫英雄伍连德师出名门的剑桥才子，为何要从马来西亚来中国？关于年在中国东北地区流行的鼠疫，以及抗疫英雄伍连德的情况，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BalliolCollege，Oxford）的卡斯滕·弗洛尔（CarstenFlohr）于年在《科学年鉴》（AnnalsofScience）上发表的，题为“抗疫战士：伍连德及中国公共健康系统的开端”（ThePlagueFighter:WuLien-tehandthebeginningoftheChinesepublichealthsystem）文章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伍连德少年时就读于英语学校，毕业后获得了著名的女王奖学金，并于年来到英国。年义和团起义前，他获得了第一个医学学士学位，并成为第一个从剑桥大学（）毕业的中国医学生。他毕业后从事热带疾病的研究，主要是疟疾和麻风病；图1—5（a）为伍连德（—）年时任中国国家检疫局局长的照片。他曾在利物浦热带病研究所的罗纳德·罗斯（RonaldRoss，—；见图1—5（b））的手下工作。罗斯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发现蚊子是传播疟疾的媒介，为此获得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伍连德又在德国哈雷（Halle）的罗伯特·科赫前助理卡尔·弗雷恩克尔（KarlFraenkel），以及法国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的埃利·梅特奇尼科夫（ElieMetchnikoff，—，见图1—5（c））领导下工作；梅特奇尼科夫长期从事细胞吞噬理论研究，年，他发表了《二十年来对传染病的免疫性研究》一文，系统地论述了人体的白细胞和肝、脾细胞吞噬微生物的特性，正式提出最初的噬菌细胞免疫学说（Phagory-Tentheorie），并因此与保罗·埃尔利希（PaulEhrlich）同获年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伍连德回到马来西亚后，他继续在吉隆坡医学研究所从事科学工作。当时，尽管家庭正在经营着非常挣钱的鸦片生意，但他还是积极反对鸦片贸易，然而他的反对显然是无济于事的，这也是他到中国大陆找工作的主要原因。年底，伍连德和他的妻子乘轮船去上海，不久到了天津。在天津，他遇到了一位在英国伦敦时学法律的老朋友丁世元（DingShiyuan）上校，老朋友把他介绍给了满族兵役首领、战争委员会主席铁梁（TieLiang）。伍连德的人脉和他给铁梁留下的印象结出了硕果。这位29岁的医生突然发现自己被提升为天津帝国陆军学院副院长，这是他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步。第三次大流行可能始于年的中国云南，军队运输使这种疾病迅速蔓延到中国的南部沿海。年到达中国香港和广州，年到达孟买；到年至年，蒸汽船已将该病传播到非洲、澳大利亚、欧洲、夏威夷、印度、日本、中东、菲律宾、北美（美国）和南美洲。到年，仅在印度，每年就有万人死于鼠疫，在年至年间，估计有万印度人死于鼠疫。年11月，伍连德收到了外交部的一份紧急电报，电报由他的朋友绍克·阿尔弗雷德·斯泽（SaokeAlfredSze）签署：“帝国政府，鉴于爆发了一场致命的流行病……需要细菌学专家……调查原因，如果可能的话，要抑制它。”是斯泽向清政府推荐了伍连德。由此，伍连德受任全权总医官，深入疫区领导防治。凭借他对流行病学的深厚造诣和渊博的知识，在抵达哈尔滨之后，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和解剖尸体等方法，在3天之内就确定了流行的是鼠疫，并提出防疫方案：这种流行病是“肺鼠疫”，主要通过呼吸传播；因此需要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来防止该病的空气传播。同时，需要进行流行病学和病理学研究记录。在获得朝廷全力支持下，在鼠疫流行中心哈尔滨傅家甸进行全面隔离，东北各地及华北也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然后就是坚持、坚持、坚持，在绝望中坚持。在他的统一指挥和带领下，至年3月1日，哈尔滨实现鼠疫零死亡，解除隔离；3月底，东北地区各地的鼠疫全被消灭。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鼠疫，以伍连德率领的中国防疫队伍为主的抗疫战斗，在不到4个月之内彻底消灭。尽管这次鼠疫造成6万多人死亡，一度出现“全村绝户，重病必死”的惨状，但由于它是中国科学家应用科学方法取得抗疫胜利的伟大实践，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在全球传染病防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年，他被推荐为主席，主持在奉天（现在的沈阳）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他随后发表的很多与鼠疫相关的科研文章，对全球的鼠疫防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之后，伍连德又分别组织扑灭了年、年、年、年在东北、上海等地爆发的肺鼠疫和霍乱。年，他被推荐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伍连德一生对中国医疗卫生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年，医院（今为医院分院）诞生，他任首任院长；年，受奉天督军张作霖委托，他在沈医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医院），这是中国最早医院；年，他创办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并任第一任校长。从对现有文献中记录的场景“回放”，以及比照我们正在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无不为当时有伍连德、现在有钟南山和李兰娟这样的“敢于担当，勇于担当，有能力担当”的抗疫将领感到幸运。疫情结束后，伍连德团队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东北地区疫情的研究文章，对世界抗疫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下摘自科学文献的一些有关当时疫情和伍连德团队发表的文章中的照片。图1—6摘自伍连德团队于年发表在《柳叶刀》的题为“塔巴甘（蒙古土拨鼠）与鼠疫关系的调查”的文章；图1—6（a）为一只生病的塔巴甘鼠，抓捕前注意头部因打架留下的伤疤；图1—6（b）为塔巴甘鼠的身体骨架。这是一种在东北地区（满洲）很容易看到的鼠，它们或是到处乱跑，或是站在它们的洞穴口，或是站在被它们吃光了草的山丘上。图1—7为对老鼠居住的洞穴路径研究情况，其摘自年发表在《伦敦卫生杂志》的题为“第一例东北鼠疫防治设施的报告”的文章。图1—8至图1—13，摘自国外同行发表在《亚太公共卫生杂志》的题为“智慧与西方科学：伍连德的工作”（WisdomandWesternScience:TheWorkofDrWuLien-Teh）的文章。节选自《传染病：战胜恐惧的力量从哪里来》